· 提起我国高校体育就不得不提北大和清华:早在1905年5月28日,京师大学堂就开现代中国高校运动会先河,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运动会。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期间更是积极开展现代体育教育,倡导和贯彻“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理念。
· 清华大学建校之初,学生毕业后需赴美留学。为了适应全新的竞争环境,学生必须加强锻炼,强健体魄。1912年周诒春出任副校长,确立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方针,把增进学生健康、增强学生体质放在重要地位,使清华成为中国最早设立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之一。早期清华对体育的重视还体现在一条“铁”的规定上,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
·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高校体育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为此,记者走访了教育部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公体组前组长、北京大学体育部原主任林志超。
· 新中国成立30年高校体育的发展概述
· 我是1954年到当时的中央体育学院就读,1956年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工作的。当时,国家急需体育教师,学校教学任务的主要目标也是为了培养师资力量。我们那届共有500名学生,毕业后多半到高校从事体育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在高校里任课的主要是体师、体专毕业的一些体育教师,这些师资人数很少,难于胜任高校教学需要,所以高校之间互相兼课、代课的现象比较混乱,体育课出现了“放羊”的状况,学校的体育地位也很低。
· 新中国成立以后,整顿和消除旧中国学校体育课程中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成为当时急需解决问题,学校体育的地位开始有所提升。建立了各种制度和一些组织,有专人来领导,学校体育被正式纳入到学校课程规划中。当时主要模式是学习前苏联,学习他们教学中的规章制度、备课教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等,逐渐走上了正轨。这在当时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看来,那时候主要的问题就是“统”得较死,必须使用国家规定的统一教学大纲,严格执行教学内容和考核标准,学校自主权不大,因为当时强调的培养目标是要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主要体现在学生的锻炼、上课很有组织纪律性,特别强调集体主义等方面。课堂上,出现了师生问候,队列练习等;课外锻炼主要是以各个班级为单位的锻炼小组,这样对于学校来说比较好管理。当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对个人的事情考虑的比较少,那时候提倡要做党和人民的螺丝钉,个人前途要和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比较高,相信党、相信上级,忠于毛主席,非常突出。1958年最为明显,当时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创高产,都要达到国家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挑灯夜战,在操场锻炼,全班同学都要通过达标的情景。倘若有个别同学不能完成达标任务,全班同学都会敲锣打鼓给他加油,积极帮助他,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集体荣誉感,反映出大家的政治热情,政治信念和集体主义的精神。
· 那时,体育课教学都是按部就班,按照国家规定的内容进行,当时比较突出的是体操、田径和武术项目较多、较全,球类和游戏性的内容比较少,这与当时对于学生体质方面考虑较多有关。那时候有句口号叫做“锻炼身体,保家卫国”,因此怎么样才能通过单杠、双杠练得更加有劲,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些?等等,大家课上课下都想的是这些。
· 总的来说,文革前期,通过学习前苏联,让学校体育工作走上了正轨,建立了各种制度,一切都比较规范了,基本破除了旧社会上体育课“放羊”的那种状况。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现在来看,一些东西“统”得太死了。而没有考虑到全国各地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师生来源,怎么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东西等。但是,对学生的体质健康,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时候,客观上管得比较死是因为学生确实没有别的业余活动和生活,物资比较匮乏,不像现在春游、秋游、电视机、网络等等。当时大学生的业余时间就是搞一些业余的文体活动,锻炼是当时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特别是一些有组织的锻炼小组,都会对每个人提出要求。其实,锻炼身体和经商一样,投入多少,一般来说产出就能有多少,基本上是成正比的,不投入就不可能有产出,锻炼身体其实就是不断的积累得以增强的。现在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投入体育锻炼的时间和精力都比现在大很多。
· 到了文革时期,提出教育要跟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师资解散,学校搬走了,场地没有了,课程也停止了,对于高校体育的影响很大,高校体育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 文革结束后的两三年,实际上是逐渐恢复的过程,场地慢慢改建,组织机构慢慢恢复,比较有效的是两个暂行规定,《学校体育暂行规定》和《学校卫生暂行规定》,目的是为了恢复被文革破坏的文革前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课程。这两个规定执行了一段时间后,各个省市都开始检查,当时北京市成立了专门的教学科研委员会,针对50多所学校进行检查。学校都比较重视,学校体育的经费、师资、教师待遇、职称等问题矛盾比较大。
· 改革开放30年高校体育的成绩和变化
·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发达的国家,比如欧美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等都被逐步的引了进来,国内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对资本主义的排斥程度也淡化了许多,大家开始看到原来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是值得借鉴的。当然,一开始人们对于这些新思想在理解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东西方文化上的交流和冲撞也是很多的,开创了学校体育工作比较活跃的局面。人们敢于讲话了,打破了原来那些比较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发言权大了,因此表现在科研论文上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那个时候引进的“终身体育”的教育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大家开始认识到大学是一个人最后接受系统的体育教育的阶段,如何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包括对体育的认识、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这对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极大的意义。1979年的“扬州会议”是学校体育的里程碑,也是高校体育的里程碑。除了颁布《学校体育暂行规定》和《学校卫生暂行规定》,还推出了《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和普通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办法。随后又开始起草《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从1986年开始起草,1990年正式颁布。《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借鉴了国内外的一些条例和规定,对于规范学校体育工作的组织管理和领导、师资队伍建设、教师待遇、场地器材等硬件设施都有所贡献,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而且这些年来对那些《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执行得好的学校都进行了表彰。当时,有重庆教科所包昌明和我都参加了起草。当时之所以起草,是因为觉得学校体育还没有更权威的法规,各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各有各的理解,所以学校都希望能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法规把学校体育提高到应有的位置。但《学校体育工作条列》出台之后,依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毕竟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同,差别条件很多,后来提倡各省市根据具体情况,再进一步制定《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补充规定,当时十多个省市都制定了补充意见,多半意见都涉及到学校体育工作在学校中的地位。体育部或者体育教研室的级别和位置,有的叫教研室、教研组、教研部,怎么定位,处于什么级别?这些都由各省市自己去规定。一个教师教多少学生,给多少经费,还有教师的待遇,服装、鞋子、室外运动的补贴,工作量应该怎么算?学校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够具体化,但是国家太大了,越往上就越不好具体。
· 1987年到1991年,北大让学生对各类课程进行满意程度评价,在对400多类课程的评价中,由于实行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体育项目学习的教学改革,深受学生的欢迎,体育课连续两年排名第一。所以,我们申报了教学成果,后来被北京市评为一等奖。既然学生们对体育的评价如此好,我们便开始实施一些有北大特色的体育教学,主要包括游泳、太极拳和健美操等项目。游泳对于终身锻炼是很好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它;太极拳是基于年年都有国外访问团体来北大参观学习,经常会要求我们教他们一些中国特色传统的东西,因而选择了这个中国特色的项目;而健美操则主要是针对女学生设定的,当时我们要求能够配合着音乐自编自跳,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我们规定,不管考入北大的时候会不会游泳,毕业时必须能游200米,而且是一次性游下来。一开始,很多女学生接受不了,觉得游泳太难了,但当她们学会了之后,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学会的不仅是游泳这一门运动技巧,而是怎么做人,怎么克服困难,是对意志力的一种磨练,对学生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98%到99%的学生都能达到标准。我们在摸索中前进,最后形成了一套具有北大特色的体育教学和管理的模式。
· 当时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也十分活跃但极不平衡,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以及与外界的交流程度有很大关系。经济上,如果地区收入少,国家拨款少,学校就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体育设施建设上,而且也不可能让教师出去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外面信息和情况。后来,教育部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始举办全国高校体育部主任培训班,有计划的对高校教师进行培训。从1994年第一届开始,一年举办一期,之后发展为一年两期。这让很多边远地区的高校体育教师开拓了眼界,增进了各地区高校体育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同时,大家也反映了很多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一开始提出问题比较多的是场地等硬件设施的问题,后来就是教育改革、教学理念和做法等方面的问题,坚持到现在反响依然很好,而且通过这个培训班也培养出一些优秀的学校体育管理人才。那时候,高校体育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比较多的还是在教学方法上;现在研究比较多的,是整体的学校体育改革,除了科研方面的,还包括学校运动会如何改革,学校俱乐部如何组织等等。可以说,现在考虑更多是体育文化,不仅是学生的健康,也包括教师的健康,逐渐形成了大体育的观念,并且逐步扩大到社区。当年北大提出一个“健康银行”的理念,由体育部牵头,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对学生进行测试,并对测试结果提出一些运动处方参考意见。北大的体育健身俱乐部后来发展到了40多个,体育在高校中越来越得到重视。
· 30年高校体育发展带来的变化
· 我感到,改革开放30年,高校体育发展的变化是巨大的,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学校领导层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认识上有所提高,比过去更加全面。主要表现在学校有专门的领导来分管体育,而且抓得比较实,发言权也大了。过去,各学校只有体育运动委员会,但多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管理机构,主要由各系、校办、团委、后勤、学生处等机构的一些负责人组成,每年向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情况,简要的提出一些问题,但至于是否会被采纳、是否会去落实执行则不会被细抓和过问。而改革开放30年来,从北大的情况来看,分管体育的领导在学校中越来越有地位。这样体育经费、场地、招生和教师职称等问题校领导都能帮助解决。30年来,各个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普遍都有所提高。
· 二是体育的职能部门,体育系、体育部、体育教研室的地位也都有所提高。一般的学校,体育教师在编制上、职称评定上、奖励和福利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过去对体育的歧视逐渐减少了。有些学校特别重视体育的发展,因此体育系反而优于其他系。不仅体育的地位提高了,体育教师的待遇也相应提高。
· 三是学科建设上变化更大。现在,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也逐渐建立,摆脱了过去仅有体育院校才能培养高学历人才的垄断现象。很多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等各个学科的对体育感兴趣的人才都逐渐被培养成专门的体育管理人才,对体育的发展和影响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科研机构增多了,教师的学历层次、教学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出国访问、教师进修的机会也很多,另外很多在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还成为外聘的教师,这些都对学校现在体育的发展很有益处。此外,校园俱乐部、体育社团、课外体育讲座、体育文化节、单项体育竞赛活动常年不断,开展的非常好。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身体素质,锻炼了组织能力,而且也提高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 四是硬件、场馆、经费、器材设备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很多都已经超过了国外。自1992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以来,我国就把大学生运动会比赛场馆建在高校、服务于广大学子、大运会办在大学作为办赛的理念。历届大运会先后为武汉、西安、成都、上海、广州等地建造了一大批高标准、高质量的体育场馆,使得高校体育场馆成为当地的新地标和体育运动中心,基本满足了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锻炼需求。2001年第2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009年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以及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使北京、哈尔滨、深圳等地高校的体育场馆旧貌换新颜,进入了国际领先行列。为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充分利用现有场馆资源,北京奥组委在综合考虑交通、场馆新旧、是否承办过大型体育活动等因素的情况下,在北京高校确定了6个比赛场馆:北京大学体育馆(乒乓球)、北科大体育馆(跆拳道、柔道)、北理工体育馆(排球预赛)、北工大体育馆(羽毛球、艺术体操)、中国农大体育馆(摔跤)和北航体育馆(举重)。此外,还在北京各高校设立了19个训练场馆。将部分奥运场馆建在高校是中央的重要决策。建设好高校奥运场馆,是举办“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的重要保障,对于推动高校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在高校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奥运会合理利用高校体育场馆既实现了开源节流,又可以支持教育,造福广大青少年学生。在大学内建奥运场馆,对承办奥运比赛的高校而言,一来可以获得奥运资金改善硬件设施,缓解国家对高等教育体育设施投资不足的矛盾,改善办学条件;二来接纳奥运会进入校园,为学校营造出恒久的人文景观,留下了独特的精神遗产,更孕育出富有奥林匹克教育意义的校园文化。与此同时,承办奥运会比赛能大大地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知名度,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融合。为解决好北京奥运场馆赛后利用问题,早在规划奥运场馆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在北京高校新建一部分场馆,赛后成为大学生体育文化活动中心,满足学生在室内上体育课、开展体育活动、进行文艺汇演的需求。同时,通过奥运会在高校的举办,广泛动员高校师生积极关注奥运、支持奥运、参与奥运,在校园中营造“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浓厚氛围,促进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奥运会后,高校奥运体育场馆使数十万大学生直接受益。同时,以各种形式服务社会、向社会各界开放场馆,使高校奥运体育场馆成为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 五是学校体育课程的变化很大,主要是教材和课的组织形式。高校自主教学,教材明显增多;教师上课的组织形式变化更大,打破系级、打破年级,有普选课、公选课,并且增加了体育课的学分。
· 体育课的学分在普修课和公选课上提高了4-5分,必选和选修的学分也都增加了。尤其是教育部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并在部属高校先期施行之日起,部分高校已在修建高标准的现代化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同时,积极推出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活动形式,倡导让学生“自由选择教学内容,自主选择任课教师,自主选择上课时间”的三“自主”原则,让学生爱上体育课。课程更加灵活了,从强调统一、硬性规定、集体主义逐渐转变成因材施教、区别对待,注重个性培养,现在的课堂上更加平等和谐、师生的交流互动增多,学生在课上更有发言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影响很大,课堂氛围也因此更加活跃,逐渐形成千校千面,百花齐放的状况。
· 比如,许多学校推进体育教学课内外一体化和俱乐部式的教学,学生可以跨年级、跨性别、分层次选课;教师挂牌,学生自主选课、自择教师;采取晚上、双休日开课的形式,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还有些地区开设了具有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也有结合学生未来职业的特殊要求开设的体育课程。丰富的课程内容激发起大学生们对体育课的热情,满足了各自的兴趣与爱好,教学资源也得到了充分利用。
· 六是学校竞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深圳大运会上,中国大学生体育健儿以优异的成绩证明:高校有能力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这也表明,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尝试在高校组建高水平运动队,走教体结合“一条龙”培养之路是正确的。
· 1986年初原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在山东掖县召开的全国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关于开展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队技术水平的规划》。1987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高校正式开始通过高考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目前,大学生业余运动员正逐步成为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的中坚力量,但与很多欧美国家选手相比,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我们正在不断努力,希望通过增加学生体育竞赛的组织以及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等形式,达到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增强学生体质的目的。
·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目前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已经形成了多种模式:一是清华模式。清华大学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大学的“一条龙”培养模式,是比较典型的教体结合产物。运动员以学业为主,既是竞技场上的佼佼者,也是合格的大学生。二是“三在”模式。运动员在学校学习、训练,在学校里有学籍,受到校园文化熏陶的运动员表现出与专业队的明显不同。三是招收现役和退役专业运动员共建高水平运动队模式。目前国内有160多所高校采用这种模式。四是北体模式。实行教育、训练、科研三结合,培育优秀体育人才。这几种模式已成为组成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的主要来源,并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不少专家认为,实现“教体结合”是一种大的趋势,而且这方面的进程在北京奥运会明显加快了。我相信,只要教育和体育发挥出各自的优势,高校就一定能培养出全面合格的世界级体育人才来。
· 改革开放30年来,高等学校体育呈现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国际交流也增多了,工作交流、科研报告会、学生比赛都越搞越好,较之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 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说明了什么?
· 改革开放以来,从教育系统来看,客观上从领导层到体育器材设施的投入都增加了,国家又出台了很多文件,影响力度很大。但是为什么生活好了,大学生的体质却下降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客观的外部环境因素。
· 影响学生健康的社会环境可分为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社会环境。宏观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学艺术、风俗传统等。微观社会环境包括与学生发生直接联系的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宏观社会环境对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供了宏观背景,其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而微观社会环境对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供的则是具体的生活环境,其影响是直接的,其作用更为密切更有实效性。学生个体和身心健康成长受着十分复杂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多种因素之间构成多层次、多方位、相互交叠的影响。学生个体的身心健康成长,并非完全被动的,无条件的接受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而是具有其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主观能动作用会随着学生个体年龄和学段的增长日益明显,从而表现出在同一社会环境作用下,学生健康成长的一定共同性特征和个体的差异,并对社会环境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这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作用。
· 体育锻炼,一般来说那就是投入多少才能产出多少。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锻炼的次数多一些,锻炼的程度逐渐加强,循序渐进,再配上科学的锻炼方法,那么学生的体质健康必然会提高的。现在,客观条件变好了,所以更多的还在于主观因素。正如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所说:“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有必自自动始。欲图体育之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而现在大学生更多的要考虑以后的生存出路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前,走进大学门,就是国家的人,大学毕业之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工作之后又会统一配房。那时候尽管生活条件差,但是精神状态不一样,无偿奉献的多,强调精神方面的多。比如,当年每到冬季北大未名湖就会成为冰场,每天有很多学生去那里滑冰。但是到了晚上,冰场需要清理、打扫,得扫冰、泼冰,当时作为体育教师,我们完全是义务的去承担这份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十二点。一来是为学生服务,二来是工作上需要积极表现,作为党员同志更要起到积极肯干的带头作用。那时候每个人的政治热情、工作热情都非常高,精神上的追求多。
· 作息没规律、体育锻炼时间不足。
· 一项调查显示,不少大学生缺少管理,自控能力差,普遍存在作息没规律和行为不健康问题。我知道有一名高校大学生在中学时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大学后,他成天沉溺于游戏之中,每天都要到凌晨2-3点才睡觉,从来也不吃早餐,基本不参加锻炼,上体育课也是点个卯露个面而已。“现在我的生活就是食堂、宿舍、教室的三点一线,在宿舍就是上网、游戏、看大片,上教室就是趴着睡觉,作息根本没规律。这些年体力也下降了,身体状况明显不如过去。”这名学生对人说。
· 像这名学生一样,生活作息没规律的大学生比比皆是。日前,南京大学地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对本校的近400名学生进行了睡眠调查。调查发现,有少数人的生物钟是完全颠倒的,凌晨两三点甚至三四点睡觉,到了第二天中午才睡眼惺忪地起床,常常是课都不去上了。“‘今天睡、明天起’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大多数学生都是‘今天睡、今天起’。”
· “现在一所高校动不动就上万甚至几万人,而体育场馆设施,根本无法满足学生锻炼的需要。而在具体活动如长跑时,不少大学生明显怕苦怕累,宁可在宿舍上网玩游戏也不出外去锻炼。”
· 而在思想观念上,大学生也有较大改变。现在改革开放过了30年后,对个人的东西重视多了,强调以人为本。学校在增强学生体质方面也花费了相当多的力量,但也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现在的体育课比过去松散,要求不如改革开放前那么严格等,不过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因素,家庭大背景是最根本的。大学生身体素质状况为何继续下降呢?其实,相比大学,中小学对体育锻炼更为关注,但到高三多数学校都没有了体育课,学生的体质普遍不好,这在大学一年级表现的较为明显,因为大学生入校后的体检表明,大一新生是体质最差的群体。同时,在普通高校开设的体育课也没有中小学多,本科院校一般也就开设到大二,大三就没有了,且体育课每周也就一次。因此,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明显不足。另外,进校之后,很多学生的生活变得散漫、无规律,这些都造成了体质的下降。
· 现在大学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就业问题,绝大部分的大学生到了大学四年级无心上课,因为要去找工作,要考虑工资报酬、工作条件、购房等更多实际性的问题,也由此对物质方面的要求增多了,甚至远远高于精神层面。尽管现在学生们懂得体育锻炼的道理,但是面对迫在眉睫的工作出路等问题,又必须得优先考虑。家庭、社会舆论的宣传,学生的精力和时间,很难有效的保证体育锻炼。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生观、价值观日后会出现改变的。所以说,大学生面对体育锻炼知行不能完全统一,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
· 除了价值观的问题之外,现在独生子女意志力有所下降,不能吃苦,过于强调个性化,耐力锻炼不够,所以在个人体育锻炼方面很容易出现放松、放纵和放弃的现象。清华的3000米跑,北大12分钟跑,都是想解决学生的耐力问题,但是很多学生不会长期的去坚持锻炼,而选择考试冲刺的方式来应付。
· 改善和干预大学生健康的主要对策和办法。
· 大力推进、尽快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是教育思想、制度、方法、内容、评价标准、培养目标等涉及教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性转变。
· 积极改善学校的物质环境,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学生的体育锻炼、医疗保健、饮食卫生、生活居住、文化娱乐、图书阅览等方面的环境条件。同时要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因素,广开门路、多方集资,为学生安全、健康、生动活泼的成长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物质环境。
· 营造良好的学校社会环境,使学生在民主、平等、和谐、欢乐的氛围中成长。在管理方式上摒弃陈旧、机械、僵化的以学生为敌、惩办为主的简单做法,代之以尊重学生人格、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往教师注入式单向传导的授课方式,代之以启发、讨论、归纳、演绎等双向、多向交流的教学方法,以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在师生关系上,封建家长式的师道尊严,代之以充满真挚情谊的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在同学关系上,摒弃由于考试、评比、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等出现嫉妒、歧视、不相往来等不良风气,代之以团结友爱、互帮互学、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生活学习氛围。学校的文化氛围浓重,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科技、文化等第二课堂活动,将为学生生动活泼、全面和谐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 提高学生的健康意识,教育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式。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促进学校”,不失为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关心学生健康成长的好方式。
· 大学生体质下滑也许是社会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要想彻底改变必须要和国家整个的经济水平,就业状况,社会风气联系在一起,才能够根本解决。
· 口述人:林志超。北京大学教授,2000年6月退休,1993年始享受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自幼读书,小学、初中、高中均在河南开封市度过。1956年8月北京体育学院毕业,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
· 曾任:教育部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公体组组长(1993-2003年)、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高教学会学校体育专业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体协理事长(1990-1996年)、中国大学生体协健美操、艺术体操公会常务副主席(1992-2003年),中国大学生体协民族传统体育协会常务理事,以及北京大学生体协教学科研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等。
· 撰稿人:中国教育报 李小伟